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前言

  西方“古典历史”指“古希腊”与“古罗马”而言,而“古典学”一词则特指从18世纪开始以公元前480—前323年“古希腊”及奥古斯都时期“古罗马”(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统”。

  西方“古典历史”植根于西方“古典学”。西方“古典学”依托于“古希腊”的“古典时代”概念,而“辉煌、神圣的古希腊”概念,在本质上形成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期间。18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就是基于这种“古希腊”概念,一时间在西方有了“不懂德语就不能研究古希腊”之说。实际上这正是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伴生物和西欧中心论的典型表现。

  不仅如此,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概念,本质上也是19世纪西方学者们的“创造”,再加上19世纪以貌似“科学”的“比较语言学”方法、提出并兜售“古印欧语”谱系的假说,进而以之为基础,建构了“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

  要复兴中华文化,不认清西方“古典历史”的本来面目则易为所惑、落入文化转基因的危险境地。本书试图通过证明“古希腊”、“古罗马帝国”概念以及“古印欧语系”假说的虚构性,通过揭示“西方学统”的重重疑窦,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构“西欧中心论”的历史学基础。

  师友林明先生经常对笔者说:“西方其实并无文化,古希腊除了是个地名、什么都不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所谓历史大多都是后世好事者编造的故事”;“文艺复兴?一个死了上千年的传统,怎可能说复兴就得以复兴”?为了求证,笔者带着团团疑惑,在涉猎西方历史文献及相关史学著作时留意于此,结果发现,林明先生所见非常准确。于是笔者对西方虚构“古典历史”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以期系统揭露西方“古典历史”的虚伪性。

  早期独立的古文明都有独特的文献载体,如:中华文明(甲骨文、金文、简帛)、古印度文明(贝叶)、古埃及文明(莎草纸)、古巴比伦文明(泥板)等。而所谓的“古希腊”则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

  曾于1909-1931年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主张,自公元前六世纪以降,在希腊土地上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草。他的根据是希罗多德《历史》中的一段话。[ 见[英]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译本第10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凯尼恩所指希罗多德那段话为:“伊奥尼亚人从古时便把纸草称为皮子,因为在先前由于缺乏纸草,他们是使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还有许多外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第1版下册第370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

  然而,被西方人尊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唯一“传世”著作《历史》原来是一部伪书。(说见本书第3章第2节考述)

  凯尼恩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还列举了许多莎草纸古典文献的例子,然而凯尼恩本人就是最早伪造“古典纸草文献”的嫌疑人,其所述内容不足为信。(参见本书第1章相关内容)

  西方“古典时期”,可能作为文献载体的两种材质,一种是埃及出产的“莎草纸”,另一种是所谓的“羊皮纸”。“莎草纸”在欧洲的绝大多数气候条件下难以保存。在古希腊的气候条件下,保存不到几十年就会发霉、粘连,不可能有片纸流传下来。在埃及,所谓“古代莎草书卷”只限于墓葬中发现的残卷。[ 参看[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3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况且,羊皮纸成本高,抄写一部《新约圣经》大约需要三百张羊皮[ “哥腾堡活字版印刷术发明时,第一套书,就是用欧洲自制纸与羊皮纸印的新约圣经,据说每本用300张小羊皮。(注:Dard Hunter:《Paper 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台]陈大川《纸由洛阳到罗马》第98页,财团法人树火纪念纸文化基金会、民国102年10月第1版]。《新约圣经》翻译成中文约为22万5千字,而《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为70万5千余字,是《新约圣经》字数的三倍多,《新约圣经》用三百张羊皮的话,《旧约圣经》就需要九百张羊皮,新旧约合计则需要一千两百张以上的羊皮。用羊皮纸大量保存文献,就是大国皇家也未必有那个财力,何况小小城邦。

  “羊皮(parchment)和犊皮(vellum)是西方国家较长使用的书写材料。Parchment这个词系指用羊皮做成的书写材料,译成「羊皮纸」是不恰当的,因为不是纸,可否译成「羊皮片」。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写成的文件,导源于Pergamum,本是小亚细亚米西(Mysia)的古代城市名。……羊皮板后来成为欧洲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甚至文艺复兴后印刷术西传时还用以印刷书籍。我们在西方大图书馆里仍可以看到甚至16世纪至17世纪时的「羊皮板」写本。……

  与「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广泛使用的还有「莎草片」(papyrus),将这个西方词译成「莎草纸」同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也不是纸。”[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从加工流程来看,“莎草片”没有任何蒸馏、化合的过程,只是简单的进行整形处理,还是“草”本来的形态。

  “纸莎草纸的传统制法是:首先剥去纸莎草的绿色外皮,留下髓部,并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几天,捞出后用木槌敲打,压去水分,重复多次,把薄片两端切齐,一条条横向并排铺开,然后在上面纵向排开,并用石块压紧,挤出糖质猫液,使草片相互猫结起来。晾干以后,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纸莎草纸。”[ 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埃及的这种“莎草片”实际上并不稀奇,在欧洲人没有来到美洲前的几百年间,美洲的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用树皮作成薄片,用以书写文字画,叫huun或amatl。其方法是将树皮剥下后,除去有色外表皮,将其内皮撕成一英寸宽的长条,放在锅内加草木灰煮沸。再在平板上纵横交错地叠起,用槌打在一起成为薄片,干燥以后以石磨光。现在墨西哥的奥托米印第安人(Otomi Indians)还用此法作树皮片,作书写材料。

  太平洋各岛屿如夏威夷、斐济、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广阔地区的土著居民,也用树皮借锤毡法打制成薄片,通称为tapa。夏威夷人称kapa,意思是捶打。印第安人的huun或amatl,或太平洋岛屿土著人的tapa或kapa,在制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异,可统称之为“树皮毡”。[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美国造纸专家兼纸史家亨特到现场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制造方法后,得出正确的结论是,这三者在技术上是属于同一范畴,虽然均可作书写材料,但没有一个可谓之为线页]

  “1981年笔者旅居弗吉尼州时,曾得到一枚用传统方法制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涂一层白粉后才能在上面画彩色画。”[ 同上第44页]

  这种“莎草片”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甚至难以承受陆路运输的颠簸。[ 参看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黑墨水用碳的沉积物制造,例如从油灯头或锅底上刮下来的烟灰,用木炭和烧过的骨头研磨成精细的碳粉。无论用什么东西制成碳,都要混合一种阿拉伯胶之类的黏合剂,即一种阿拉伯树的水溶性树液。把这种混合物晒干,制成小块。在准备写字的时候,就用湿润的笔在墨水块上刷一刷。文士们也常使用红墨水,那是铁的氧化物、红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矿物质制作的。”[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的过程及历史影响》中译本第2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最早用来在纸莎草纸上写字的笔更像是小号油画刷,用生长在沼泽中的灯心草或小植物制成。这些笔的长度不同,通常在15到45厘米之间(6到15英寸)。文士们把笔的一端嚼松,露出其中细小的纤维,将其制成纤维的刷子。……新约时代,人们用芦苇削成尖头的管状笔。”[ 同上第30页]

  我们知道,任何植物材料都会碳化。无论在何种植物材料上施以何种颜料,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几十年间逐渐褪色、劣化、解体、澌灭,何况是一种“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的材料。无论是埃及的“莎草片”,还是印第安人的huun以及太平洋诸岛土著民族的tapa,在其上涂以何种植物或矿物的墨汁或颜料,在自然的条件下,都不可能长期保存。中国纸“纸寿千年”人们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千年纸草”却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莎草片”开始出现大约在拿破仑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后、即相当于蒙森晚年时代;在此之前,整个西方学术界并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例如伏尔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没有莎草纸的踪影。在此之前,说到“纸”就是“中国纸”、以及将“羊皮片”混同为“纸”的概念,称之为“羊皮卷”。

  无论是1793年“纸草文献”现身赫库兰尼姆[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版第130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还是古罗马时涉及“莎草纸”制作方法的文献普林尼《自然史》等,都是后世所伪造。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制造“伪莎草纸文献”的西方学者之一。[ 炮制所谓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就是此人。]

  “如果文字只能刻在石头上(很明显,在希腊这种情况持续了数个世纪),它的范围就只能局限于记录被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文学作品太长,难以刻在石头或金属上。”[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29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然而,人们只见过大量的古希腊“石刻摹本”,没有见过“石刻原物”,而那些大量的“石刻摹本”是在18世纪前后被炮制出来的。(参见本书第3章第6节相关内容)

  “古希腊”本无文字,从商业民族腓尼基那里借来了“字母”,据为己有、形成“希腊拼音”,而腓尼基字母则来源于古叙利亚及古埃及。与其说是“希腊字母”,毋宁说是“闪米特字母”。

  “尽管学者们尝试过,他们还是无法忽略以下事实,即希腊字母看起来像闪米特字母,发音也非常相似,大多数还有相应的名称。如:alpha/﹥alep(牛);bēta/bêt(房屋),等等。这些字母在晚期迦南语中有明显的意义,而在希腊语中则没有意义。”[ [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第358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

  「标准希腊语」,也叫「共通语」,是一种所谓“希腊化时代”的人造语言,流行于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的亚、非地区。

  “古希腊共通语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和学术所使用的语言,其时的科学和学术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 [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译本第260-2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尽管没有哪一种基督教起源于希腊,却一致偏爱使用希腊语。“标准希腊语”是传播福音以及早期教会的最初使用的语言,新的宗教信仰最初也是在讲希腊语的海外犹太人中间传播。

  实际上,犹太人用“标准希腊语”创作《新约》很自然,“标准希腊语”用“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借用自“腓尼基字母”,而且在希腊借用“腓尼基字母”(公元前8世纪中期)之前,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就已经用“腓尼基字母”进行创作了。

  新约如此,旧约也如此。希腊语的希伯来圣经《七十子希腊圣经》成为当时最权威的圣经版本,并且被犹太人广泛运用于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以及之后的基督教运动中。

  后世所称“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东征”本身也是后世所编的故事。而所谓“希腊字母”,本来名字是“腓尼基字母”,属于西亚文化的范畴,因而西亚人使用“希腊字母”不足为怪。伊朗人用“希腊字母”、大夏语用“希腊字母”、创作《新约》圣经时,犹太人也用“希腊字母”。不仅在亚洲,欧洲人也拿希腊字母来标注自己的方言。如高卢(法国)人用希腊字母。(详见本书第4章第2节相关内容)

  美国学者马丁·贝尔纳很震惊地发现,希伯来语与腓尼基语彼此听得懂,发现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间大量惊人的相似。没有理由认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有着大量相似声音和相似意义的重要词汇不是从迦南语/腓尼基语进入希腊语的,多达四分之一的希腊语词汇可以追溯到闪米特来源……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所谓“古典时代”在希腊半岛所使用“古希腊语”是各种不同的方言,并没有流传下来。荷马史诗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人工语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所谓“古希腊语”发音系统是十六世纪荷兰文学家埃拉斯穆斯新造的。

  据说古希腊地区有二十种以上的方言。其中,著名的有四大方言:伊奥尼亚希腊语、爱奥尼亚希腊语、阿尔卡多—塞浦路斯希腊语及多利安希腊语。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四种主要的方言是在什么时间以及在什么地方形成的;也不很清楚这种方言的差异,与在这个变幻不定时期里,许多分散的希腊小社会在文化上认同自己的方式有着怎样的关系。”[ [英]保罗?卡特里奇《剑桥插图古希腊史》中译本第5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2月]

  “近代希腊语与西方口语很相似,也强调重音,而不强调音节。它还创立了一种相似的重音诗体,即所谓的「主节律」,与古代希腊韵文迥然不同。近代希腊的重音诗体是11世纪瓦西里·迪耶涅斯·阿克里塔斯的史诗---与《罗兰之歌》相似的拜占庭史诗---的载体。但是,如果说11世纪的《罗兰之歌》是西方各种活语言的方言文学之父,其影响经历900年仍长盛不衰,那么,同时代的这首拜占庭史诗却由于东正教世界复兴了古代希腊语言和文学而被阉割,丧失了原本应有的使命。甚至法国和威尼斯口语文学所提供的榜样,也不能刺激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希腊口语文学。

  希腊文化在东正教世界的复兴发生在这种东正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社会发生长期接触之前。19世纪,当希腊东正教徒对西方的态度从蔑视和敌视转变为赞扬和欢迎时,这种文化交流本来可能会把近代希腊语言从僵死的希腊文化幽灵中解放出来。但是,希腊人很不幸地从同一个西方源泉吸收了民族主义的毒汁;结果,19世纪的希腊人更强烈的认为,他们的语言与古希腊语一脉相承,他们祖先的东正教文明附属于希腊文明。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系使他们乞灵于语言复古主义,硬在自己的母语中塞进大量的古希腊词汇、变音和语法,从而败坏了母语。因此,在语言文学领域,西方文化的特色本来是利用生动的口语作为文学表达手段,而希腊人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接受」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不是解放而是束缚现有的希腊活语言。”[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中译本第4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在中国纸传入之前,欧洲中世纪用羊皮卷抄录文献,基本上限于基督教会和修道院,除了《旧约》、《新约》及相关内容的书籍之外,很少有其他文献。教会与修道院都是严格禁锢人们思想、排斥异端学说的场所,怎么可能有大量的教士、修女在上千年的时间内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不断进行抄写、传承呢?

  在欧洲中世纪千余年间不见的“古希腊手稿”,于文艺复兴时期突然大量出现,从所谓“古希腊时期”,到“希腊化时期”,再到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又回流到西欧的过程,没有可信的流传著录;经叙利亚语、阿拉伯语重重翻译而来之说也不可靠;即使真有“古希腊手稿”,也不可能大量流传下来。

  在1837-1886年短短50年间,欧美各国各种雅典考古专门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致力于“古希腊考古学”不遗余力,然而,至今看不到有什么重大考古成果发表。轰动一时的,都是像发现“特洛伊遗址”那样哗众取宠的东西,“特洛伊”在亚洲土耳其境内,随意指认一处遗址,冠以“特洛伊”的名字,实际上与古希腊古典时代毫不相干。

  今日所见所谓“雅典古建筑”,多出于十八世纪法国、英国工程师所绘的图纸,最辉煌的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建。1933年巴台农神庙已经在当时的条件所能允许的情况下被修复到据认为是大约250年前的样子。而斯巴达城所在地,则出于17世纪旅行者的随意指认。

  所谓古文物中最可以引为证据的“古希腊画瓶”都不是科学发掘出土的,基本上都是从文物贩子手上收购而来,后世所排“古希腊画瓶”谱系,没有地层学上的证明。

  今天所见大量的“古希腊铭文”,实际上很少有实物,都是些摹本。十八世纪法国宫廷派法兰西学院富尔蒙教士(Abbé Fourmont)到奥斯曼帝国,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这位富尔蒙先生就将收集誊写的近三千册古希腊铭文带回了法国,并说雅典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取之不尽、刻满铭文的大理石矿。后世的研究建立在这样的“铭文”基础之上,没有实物对照,缺乏科学性。

  如上所述,在十五世纪至前,西方由于没有方便记载语言的工具,加上没有长期的史学传统,于是在有了造纸工业之后,首先得到发展的就是毫无顾忌地开始了争相编造故事的传统。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就形成了捕风捉影的风气。

  西方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总结“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时,出于无奈,不得不将“虚构故事”作为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历史也采取虚构故事的办法。”[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中译本上册第54-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

  以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为例:“世界就是通过这些传说了解亚历山大的,就像它通过《伊里亚特》了解海伦和阿基里斯一样。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就是真实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传说四处传播,在24种语言中已经收集了80多个传奇版本。”[ [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613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因为没有真正的“文献”基础,结果“西方古典历史”就“只有故事、没有历史”(详见本书各章节相关内容)

  西方历史学在十八世纪“讲故事”的模式下没有出路,于是在十九世纪发明了“比较语言学”,这样西方历史学就由此变成了“历史科学”。

  通过“比较语言学”方法对语音系统、语言形态、语法和语汇进行比较。原则上,在有亲缘关系的两种语言之间,各种差异都应该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也都对应着系统的演变。以比照法得出的构拟结果仅是理论上的假设。

  萨义德《东方学》指出:“语言学家和解剖学家都旨在探讨那些在自然界无法直接获取或观察的事物;一幅骨骼和一张肌肉线描图,与语言学家纯粹通过假想建构起来的闪语和印欧语原型一样,都是实验室和图书馆的产物。”

  显然,这不过是一个在实验室里的运算模式,从其实践来看,“古印欧语系”和“闪语”都是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实验室里虚构出来的概念。

  “比较语言学”的核心是一个数学算式,通过统计各语种在其基本语汇100词(后来是200)中与所比照语种同源的词语所占的百分比来推算语言分划的年代。用一两百个单词进行比对,发现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单词有相似者,即断言两者同出一源,然后定义为希腊语源,树立为专业权威,并以之衡量天下,为西欧中心论造势。同样的发音,一定是希腊语为源头、其他语言为末流。

  中国学者都熟悉近代古史辨派“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然而,岂知为了否定中国古代历史真实性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原来是西方古典历史学的工具,为的是以十九世纪新造的传说、否定十五世纪以来形成的老的传说。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引进德国古典学,其间英国学者康诺普·瑟尔沃尔第一次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进行了表述。

  康诺普·瑟尔沃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数量似乎在不断增加,让人们了解的细节也愈加详细。但年代愈是久远,我们能听到的这类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们查阅荷马史诗的话,完全找不到这类故事的踪迹。” [ [C.Thirlwall(1835,第一卷,p.64)]]

  原来康诺普·瑟尔沃尔创造“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为的是否定“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种种传说,塑造“纯正古希腊种族”的形象、从而为构建“西欧中心论”服务的。(详见本书第3章、第4章相关内容)

  文艺复兴首先是、也许从来就是罗马的,当时对意大利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古罗马的民族历史,并没有所谓“古希腊”的影子。希腊作为政治实体始于十九世纪。辉煌的“古希腊概念”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欧学者们的虚构。

  十六世纪,称谓“希腊地区”的名称五花八门,希腊地区属于东方(雷旺达),当时对希腊地区的称谓有:亚该亚、索非亚、鲁梅里、‘希腊-戈莱西亚’(Ellada-Grecia)等。

  在16世纪的英语、法语中,「希腊人」一词为通用名词、意指“骗子”;罗马人呼希腊人为“畜牲”。(详见本书第3章相关内容)

  16-17世纪,西方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方之旅”,正是“东方之旅”启动了西方世界的成长,而“东方之旅”的“目的地”并不包括“希腊”。发现美洲比“发现”雅典大约早了两个世纪。

  “发现雅典”之旅始于17世纪70年代,在此后的100年间,欧洲人、主要是法国人和英国人通过“百年游历,八重虚构”,终于将“雅典”从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推崇为古典历史时期的“首都”,使之与罗马及耶路撒冷并驾齐驱,并最终后来居上,居于世界古典历史之首席地位。

  欧洲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艺术三杰”中年龄最小的拉斐尔曾经画过一幅名为《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的画,反映的是古典时期学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这是如今普通的说法,人人都信以为真,尤其是中国的学者,对其顶礼膜拜,不遗余力。

  其实,拉斐尔的这幅画挂在梵蒂冈教皇办公室的走廊,原本是用来为天主教装点门面、表现天主教传教内容的一幅画作。该画创作于1509-1510年,将其称为「雅典学院」则是在十七世纪末,确切地说该画是在1698年之后才被定名为「雅典学院」的,距其创作完成经过了差不多190年……

  该画名称「雅典学院」(Georgio d′Atene)的确定,与贝洛里发表于1695年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到标题「雅典学院」(Liceo d′Atene)有关。[ 参阅英格丽德?罗兰(Ingrid Rowland)撰写的《雅典学院的知识背景:在朱流斯二世的罗马中探寻神医》,选自马西亚?霍尔(Marcia Hall)主编的《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剑桥,1997年,第150页以及注释第56。哈里?B.古特曼的文章《拉斐尔壁画「雅典学院」中的中世纪成分》(期刊《思想史》第2卷第4期,1941年10月,第420-429页)(详见本书第3章第4节“百年游历,八重虚构”)]

  当代意大利著名古典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说,在他年轻时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圈子里,人们普遍认为不懂“德语”就不能学习古希腊历史;我们似乎可以补充一句:不懂“汉字”就难以彻底揭露“古希腊”之伪。为什么这么说呢?

  欧洲的各种“书面语言”只是一种拼音纪录,以“汉字”为坐标进行对比的话,“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而欧洲诸语言只是不同的“语音纪录”而已,缺乏“字形”的要素,因此严格说来“拼音字母”不算“文字”。

  人类先有语言、后出现文字,迄今为止,只是一部分民族进入了有文字阶段;有些民族则通过字母对语音进行纪录、形成了“书面语言”。记载《旧约》、《新约》的希伯来语、拉丁语及希腊语就是这种“书面语言”。

  “汉字”由于具有“字形”的特点,并且自汉代以来就有编撰大型字典、辞典的传统,有绵延不断的训诂学传统;因而可以在时间跨度几千年、地域跨度上万里的范围内进行传播,发生歧义的机会较少。

  对于记录语音的“书面语言”而言,因没有“字形”,缺乏“望文生义”的功用,只能“音中寻义”,加以因其跨种族、跨地域、跨时代的特点,其稳定性与传承性要差得多。西方各“书面语言”由于没有“字形”,因而要准确传达其语言的含义,就需要大量的“定义”和“概念”限定词义,这样就离不开词典。而希腊古文字学起步甚晚,以伯尔那?孟福孔《希腊古文字学》问世为标志,希腊古文字学首创者于1708年,在此之前缺乏词典的条件下,要想准确地传达“古希腊语”拼音词句的含义几乎不可能。

  举例来说,在有了纸张之后、十五世纪英语在其形成过程中,不同英语方言之间相互间看不懂对方写在纸面上“词句”的含义。其他欧洲诸语言也都一样。因而,某种拼音文字语言,在跨种族、跨地域、上千年时间条件下可以被传承,无疑是一种神话。

  “让我们试试把16世纪法语在表达中所没有的大部分概念翻译成拉丁语。「绝对」(Absolu)?拉丁文的absolutus意思是「结束」、「完成」,仅此而已,没有哲学上的用法。「抽象」(Abstrait)?拉丁文的abstractus意思是「孤立」或者「心不在焉」。西塞罗无疑会提出一种「专门折磨人的玩意儿」(Quod cogitatione tantum percipitur)。这样说也对,也不对。……对于「相对」(relatif)来说也是一样,翻译成pertinens ad?可能是另一个意思了,后期罗马帝国及中世纪拉丁语中的relativus只有一种语法上的意义。”[ [法]吕西安·费弗尔《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中译本第494-495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

  “我们要注意的是,要想翻译一种思想,你首先必须掌握它;而在这方面,掌握一种思想的标志,就是字词;在通俗法语中所没有的字词,你怎么用拉丁语去表示呢?而且说到底,如果严格说,我们可以用一个长长的句子来表达「决定论」所表示的意思---好心的高尔泽(Goelzer)在他的《法语-拉丁语辞典》中便在努力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国人,我们上过哲学课,我们的老师在把哲学的字词传达给我们的同时,也把这些字词所表达的概念教给了我们。可是,16世纪的人既没有读过哲学业士,也没有读过数学业士,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解释来翻译这一概念,而且单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决定论」这个共有的、常用的,而且几乎是通俗的概念,这个我们从十六岁的时候便毫不费力地知道了的概念,在他们来说却是永远得不出来的,因为这需要不止一个人的努力。”[ 同上第495页]

  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当代西方人来说,由于没有对真正的“文字”承载文献功能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十五世纪前后在欧洲被大量“炮制”出来的所谓“古文献”缺乏一个参照物,就难以理解和接受其“全盘造假”的事实,或者甚至反过来怀疑起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真实性。

  现代西方学者陶醉在从十九世纪开始出版的各种有关“古典学”及“东方学”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单举19世纪有关“近东”的著作,就有6万本之多。[ 参看杰拉德·德朗提《欧洲的诞生:神话·理念·现实》中译本第142页,台湾新北市广场出版2012年8月]

  而西方“古典学”方面著作的数量一定大大多于西方的“东方学”著作之数量。然而,“19世纪的史学家们所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大多数是在18世纪设定的框架中进行。”[ 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上册第72-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问题不在“古典学”著作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其原始资料是“真”是“伪”;原始资料“既伪”,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研究著作一定如滚雪球一般、滚得越大就离“真”越远。

  认识了汉字,并通过汉字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从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刻石文字、宣纸麻纸的书写材料载体,了解中国历代的史官制度,了解各种文体:经疏注释、诸子百家、诗词歌赋、骈文散文、箴铭颂赞、论说诏策、章表记序等,了解了中国有各种类书、丛书,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道藏》、《佛藏》等,了解了中国有历代经籍志、艺文志,有大量的官私目录,有版本校勘之学,字体有真草隶篆等等,数不胜数的古文献产生与传承的诸多条件。了解了这些中国文献学常识之后,依此为参照系,拿来去与西方所谓的“古典文献”对比一番,就容易发现原来在西方、这些古文献赖以存在的条件一概没有,既没有文字的演变历史,没有历史文献制度,也没有文献的载体,有的只是从西亚、北非借来的一套“拼音字母”。再寻绎那些所谓西方“古文献”的来历,就会发现那不过像是在捕捉一个语音现象中的虚幻泡影。

  公元476年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线年是上古史与中古史的分界线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历史学家们说:那一年是罗马帝国崩溃的标志年。

  为了安排辉煌的“古典时代”的结束,于是编造这么一个谎言,说从此世界历史进入了千年黑暗,而事实上,那一年什么也不曾发生。(说见本书第5章相关内容)

  “西罗马帝国”其实并不存在,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近代学者以并不存在的“西罗马帝国”之灭亡、作为世界史分期的界限,苏联历史学家进而说“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社会的开始,现代中国学者又将其奉为圭臬……

  从“罗马法”对近代世界的影响来看,罗马法律的基本精神,罗马法的绝大部分内容,逾千古而犹存,对后世尤其是近代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

  然而,没有人真正见过“十二铜表法”。后世所谓的“罗马法”实际上不过是所谓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纂的一部《民法大全》,而这部《民法大全》内容博杂,实际上是一部伪书。我们知道,真正在历史上存在的法律一定有何时公布、适用范围怎样,何时做过修订,何时废止,何时被新的法律所取代的演变过程。而这部《民法大全》平面展开,只有系统,没有历史时间概念,不过是由许多伪书攒凑起来的一个大杂烩。(详见本书第5章相关内容)

  在十九世纪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下结论的时候,西方学者所掌握的中国文献资料非常有限。比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对中国历史进行全盘否定的时候,其所掌握的中国文献资料,除了耶稣会士翻译的一点点不准确的资料之外,黑格尔竟然倚重的是一部明代三流小说《玉姣梨》。(详见本书有关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章节)如今我们对于西方古典历史作一个初步的评价,就文献资料来说,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早已大大超过了当时西方对中国历史下结论时所占有的文献状况。

  举例来说,作为古典历史基本典籍的所谓古典文献原典都有了中译本,如:《亚历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伊里亚特》、《奥德赛》、《工作与时日》、《神谱》、《古希腊悲剧戏剧全集》、《希罗多德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希腊史》、《埃涅阿斯纪》、《罗马帝国的崛起》、《塔西佗编年史》、《塔西佗历史》、《阿庇安罗马史》、《圣奥古斯丁天主之城》、《罗马帝国衰亡史》等等。(详细内容请参看本书后附主要参考书目)

  尤其是开始有了部分西方开明学者揭露造假欧洲“文艺复兴”、“东方学”、古希腊“雅利安模式”等古典历史著作的中译本。如:[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100年2月)、[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等,也有内容虽然不是直接揭露造假“古希腊”的,却对于揭露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和线索,如[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线索。因而可以说现有中译本初步具备了系统揭露西方伪造“古典历史”的文献条件。

  然而,遗憾的是上列对西方“古典历史”进行质疑的著作,只是局部地对伪造“古典历史”提出了一些有限的怀疑,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在维护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虚假“古典历史”的存在。

  我们参考了上述所谓的古典文献及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以考据学的方法,钩沉索隐,在蛛丝马迹中、为系统揭露西方伪造“古典历史”提供线索,以期唤起学界同仁共同关注这一严重问题。

  本书筚路蓝缕,体例草创,采取以相关各类学术著作引文为主的形式,一方面力图避免主观、就所考述内容标明来历,便于读者一一复案;另一方面也含有表彰中外学者之见解,兼示不敢掠美之意。

  笔者并不奢望以一人一时之力能够轻易廓清数百年之迷雾、推翻盘踞在中华民族头上已逾百年、根深蒂固的“西方伪学统”。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则幸甚。貌似庞大的“西方学统”建立在虚构的“古希腊概念”之上,相信通过有志复兴中华文化同仁之共同努力,一旦将“古希腊”及“古罗马帝国”之概念彻底解构,西方伪学统就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本书主题涵盖内容广泛,在取舍时难免挂一漏万;本书所述内容、观点,错误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指正。

  (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西方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我的朋友董并生著作《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最近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很高兴,表示祝贺。我有幸先睹为快于他的书稿,并参考何新和黄忠平两位学者的相关论述;从那以后的一年多来,我查阅了大量西文资料,不仅感慨于他们的先见之明、开风气之先,而且还顺藤摸瓜、独辟蹊径。

  于是,我斗胆断言:在受到华夏影响之前的“西方”,中古及上古,始终是史前状态的原始性质的,哪有“文明”可言!(请读 诸玄识:《图解:西方是什么?》)就像董并生的书中所说,被“欧洲中心论”充当奥援和根脉的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埃及、两河与雅利安印度),都是在其塑造希腊文明的高峰的19世纪(资本—帝国主义猖獗的时期),被发掘出来的。然而,不管这些“古老文明”存在与否或属于哪个“纪元”,没有可靠证据说明它们与西方的渊源关系;因为在中国文化与科技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的千年里,“中学西被”所到之处,都是“文化荒漠”[1] (犹太—基督教只是部落宗教,其文化内涵的绝大部分都是后来利用纸和印刷杜撰出来的)[2] 。马克思说:“印刷术却成了宗教的工具。”

  从丝绸之路向西,第一个受惠于华夏、而变成“有文字的文明”的,是阿拉伯[3],然后才轮到了欧洲——意大利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等)仅是欧洲的文化沙漠[5] 中的、面向伊斯兰文明的几个小小的“绿洲”(也是丝绸之路的西段)!正如董并生书中所云: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的“古典因素”(希腊、罗马)都是造假。此前,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知道古代的希腊、罗马;他们当中的极少数人从阿拉伯人了解到它们。阿拉伯的文化成果让欧洲分享,而基督教的伪造相结合,就成了“古希腊”了,再被“人文主义”变本加厉地以讹传讹;然而,在后来的中国技术所奠基的欧洲科学—工业革命中和中国文化所启发的启蒙运动中,与基督教经院学派同流合污的“希腊元素”,或是进步阻力,或是无人问津。[6] 只是到启蒙运动发生“质变”(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和科学—工业革命驱动资本—帝国主义胜利进军之际,“希腊元素”才有机会“发扬光大、登峰造极”的。

  所谓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和“前辈”(中古)基本上都是较原始、很粗糙的社会形态——无文字,多方言,前民族,众部落。(请读 诸玄识:《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古希腊的社会处于部落与聚落(部落联合)之间,虽说已定居或正在定居,但仍旧带有部落的组织、习俗、意识和文化。

  所谓“希腊城邦”(城市国家 Polis)实际上都是部落组织。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摩根斯·赫尔曼·汉森,深入研究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迪亚地区的古代“希腊城邦”,其论证的部分内容如下:

  阿卡迪亚的部落国家(tribal state)……包括城邦(poleis)的组织……部落城邦……。在阿卡迪亚,存在着许多的所谓部落国家,直到村社村镇联合的‘大城邦’(megalopolis)。部落族群组成国家……。从公元前5世纪,它们(部落族群)被联合,我们称为部落国家,被细分为城邦。讨论是否部落国家是由以前的城邦联合所形成,还是老的部落国家被再分为城邦。我们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古典阶段乃部落组织与城邦共存。关于部落的体制,尚无证据;因而我们不知道部落大会和部落军队被招收和指挥的情况。……在公元前4世纪,……有些官员被部落当局任命。大城邦……有两个到十个殖民村(刚定居)。进而,我们参考别的资料:在部落的基础上形成更大的部落联盟,……这是基于关于公元前5世纪的军事同盟的信息。从修昔底德那里知道,在部落的基础上,大约421名帕拉西亚人加盟于曼提尼亚人。……修昔底德陈述,斯巴达把帕拉西亚人从曼提尼亚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中有两种解释:一是部落自治,再是单一的城邦部落。……其结论是,在斯巴达和修昔底德的眼中,部落城邦具有自治的性质,但它同时又是部落(国家)的成员。[7]

  《古代法》的作者梅茵,根据对古典希腊和罗马的研究,断言它们是原始社会,其理由为“由家庭构成氏族的聚合,由氏族构成部落的聚合,由部落构成共同体的聚合……。政治思想的开始,在事实上,设定氏族血缘是唯一可能的社群政治功能的基础”。[8] 值得注意的是,梅茵所论希腊、罗马的原始类型,是对照于近现代西方的、基于分裂个体的“契约社会”(个人主义的公民社会)的。这两种社会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极具排他性与对抗性。中国传统社会也很重视家庭与家族,但它是“开放亲缘”,从而适合于越来越大的和谐(天下太平、世界大同)[9] 。

  古希腊人被称为“狭隘的、自我毁灭的地方主义”。[10] 比尔泰克写道:“从古代到近代,希腊人都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这是最难克服的那些形成民族共同体的阻碍因素的。”[11] 古希腊是原始后期的部落仇杀风俗的延续。德国学者莫伦·库施说:

  像尼采所认识到的,前荷马时代的原生激动构成了希腊社会生活的文化密码定式。希腊的战争表现出“非友即敌”的零和逻辑——你是为我的,否则就是反对我的(排中律)。……希腊生活方式意味着极好战的“生物政治”模式。根植于原生激动的“战斗与残忍”的文化是……希腊人的标识。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意识形态……是:“我们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是奴隶。”……后希腊文化是由早先的部落冲突风尚的进化的结果……。[12]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J.伦登说:“真实的希腊历史是,贫穷窒息了创新,原始的交通阻碍着出口。”[13] 俄罗斯历史学家狄雅可诺夫揭示:“古希腊始终是很差的农业技术,是原始的耕作方式。”[14] 沃尔特·莱西(Walter K. Lacey)从家庭史论证:“大约公元前10世纪—前7世纪的希腊村落时代和古典时代的雅典人是‘原始社会’。”[15]

  古典研究者们都倾向于主张希腊神话为新石器时代的版本,……没有文字记录。……古典阶段保留了“不合理”的成分,……极其粗糙的原始方式,毫无技术创新、宗教怀疑和政治变革的社会。……希腊的技术问题,如商船设计和航海技术,……没有龙骨的船在80°风中很难安全航行。这几乎是长期静态的。自从远古,爱琴海的航海状况极小变化。……渔民和木舟没有海图和罗盘,年龄大的人就记不住航行时间。……我亲身体验爱琴海的航行,了解古希腊商人的航海难题;很快就变得清晰:希腊商船的历史几乎是毫无造船与航海的技术进步可言。……自从卡尔·布克于1890年代捍卫他的古希腊经济是“原始的”这一见解以来……,考古学的证据……已经在历史研究中激起争论。[16]

  牛津大学教授罗莎琳德·托马斯说:古代雅典是个“口语社会”(Oral Society)。[17] 但她又为之辩护,说古希腊如何“特殊”——“普遍的口语交流通常被认为是原始特质之一,但古希腊却挑战我们的判断。”[18] 那就是像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称,古希腊是“原始社会的理想类型”。[19]

  但无论如何,按照曾是美国语言协会主席的沃尔特·翁的说法,近代以前的西方社会属于“从未接触文字和印刷的‘原初口语’(primary orality)”[20] “沃尔特·翁提出了‘原初口语’这个术语,……是指没有接触过文字形式的‘口语文化’。一代人到下一代人口头传授知识。……柏拉图以前的希腊、非文字文化的中世纪和现代非洲的与世隔绝的部落,都是原初口语的例子。 ……文字逐渐取代口语,从手写阶段进入由印刷发明所带来的打印阶段。”(引者按:实际上在中国“四大发明”西传之前,整个西方都是口语性的)[21]

  我们知道,在“西方历史”中,柏拉图是处于希腊文明的后期;这就是说,该“文明”几乎是没有文字的(可笑的是“苏格拉底是文盲,他用口语产生哲学”)[22] 。海尔教授不解地说:“希腊作为西方知识的摇篮和自由的诞生地,荷马、品达和柏拉图却是使用方言口语,类似于鞑靼蛮族……;这感觉违反常情,与政治状态尤不协调,似乎是人性的耻辱。”[23] 实际上古希腊人就是蛮族部落。

  西方中心论学者硬是把子虚乌有的古希腊编造成一个畸形社会,说“在古代希腊,所有知识皆凝聚于口语,……古希腊人不是文盲(illiterate),而是‘前文字’(preliterate)或‘非文字’(nonliterate)。”[24] 实际上古代、中世纪的希腊都是没有文字的。[25]

  语言学家斯蒂芬·科尔文指出:“从引进字母到‘共通语’(Koine)之间的希腊语的历史,是方言的历史。”[26] 这句话是说,亚历山大征服之前的“希腊文明”——也就是整个“古典时期”——所用的,始终都是方言;它意味着:A.不存在书写文字;B.不存在希腊地区的通用口语;C.所有的哲学、科学和文艺作品都是原始性质的“方言口语”(岂有此理)!

  在古代和古典时代的希腊语言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不是标准的语言,而是方言的集合……。不应该夸大这个阶段的希腊语的“抽象”。一个包含多种方言的标准语言的概念,是后来的想法;它体现着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的历史,诸如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仅是由于集中的政治权力、印刷术和古典拉丁语的影响,才形成标准的概念……;这个思想大抵迥异于希腊人关于“共通语”(Koine)之前的希腊语的想法……。[27]

  其后的亚历山大—罗马时期的“希腊共通语”(Koine)乃似是而非,[28] 就连亚历山大远征也是缺少实证的中古阿拉伯地区的一种传奇。[29] 稍后再讲“希腊语”的来龙去脉。

  进入“古典时代”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仍是部落社会。“公元前508年,……将原来阿提卡岛上的四个部落解散,分成了10个新的部落区。”[30] 改来改去还是部落社会,号称“古典的雅典部落制度”[31] 。它是“克里斯提尼的‘创造’……只是一种原始的划分”[32] 。大家很容易被其“改革”(包括梭伦改革)所蒙骗,而不清楚其部落之危害性,和它的变本加厉,阻碍文明,振古如兹!——其排他性与冲突性,使希腊不能形成民族国家和语言文字(直到19世纪才基本改观)。

  换句话说,古代希腊是一个彼此对立的、 “同质部落”(homogeneous tribes)的“集合名词”,但远不是真正集合。“它们从未被凝成单一的政治实体,而是热衷于分裂性的各自为政。”[33]

  希腊“土地从不让人容易生活,肥沃的平原几乎没有,土壤很薄和贫瘠……。”[34] “雅典处于荒凉的阿提卡半岛,……土地贫瘠,几乎全是岩石……;极难生产必需品来维持简单生活。”[35]

  此种状况只会造成紧张对抗,哪来“文明”与创造!古希腊是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许多地理碎片之中,不同族群以邻为壑、彼此倾轧;而且又在更大的环地中海的战乱祸水的漩涡之中,亦为亚非帝国的战场。这种无休止的暴力冲突,内争外斗,就注定了古希腊不可能成为创造科学与文明的土壤,更不可能成为人类艺术的圣地的。耶鲁大学建筑艺术史家文森特·斯库利说:“没有古代文字证据来证明,希腊人对人类活动的环境有什么重要作为。”[36]

  这归根结底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的。美籍希腊学者约翰·托马斯·拉西在20世纪初,从地理环境方面论证古希腊的社会形态:它的众多的仇外心理的部落种族,数千年来阻碍着其民族国家的形成。[37] 现摘录其著述如下:

  对我来说,古希腊没有被提升到有效社会的规模是深层原因,从这个国家的地理可见一斑。……霍加斯认为,地理环境在希腊人生活倾向中起着决定因素。其地理与地形培植了希腊精神中的小群分立与强烈的地方父权主义。……狭窄谷地之间缺少交流使得文化单位极小……。

  希腊没有提供理想成分的实践空间。……外敌入侵使他们暂时忘却地方歧见,但不能团结合作尤为可怕……。

  希腊在经济上的统一亦不可能,其地理空间和“文明时段”皆不能承受社会发展的波动。……不存在充分广度与持续的邦际贸易,以形成合作的习惯,与多样性、长期性的交往。它的社会意识没有超越部落阶段。族群沟通的自然障碍不能被克服。……假如希腊的自然地理能让它发展较大规模的本土贸易,我想希腊历史走势则是不同的。

  我们应用基于社会学的诠释原理,那就是,社会化过程依靠合作习惯来形成其规模,而使便利的、持久的交往交流成为可能。希腊的整合的潜力受阻于缺少密切的经济产业关系,后者可以带来民族凝成的动机和开放领域……。

  现代希腊已完成政治统一,这在古代是闻所未闻的。……但即使在革故鼎新的今之希腊,地域封闭的旧习犹存,这在那些与外界的生活潮流隔绝的内地乡镇尤为明显。旅行者可注意到那儿的狭隘的部落观念依旧顽强,它正如前文所说的,是植根于其独特的地形。罗德说:“停滞的特征和分离的现象从一个河谷、山地到另一个,被该国的自然地理所强化,交通困难……。我们听到,居住在斯巴达的居民鄙视其近邻……。” 从古到今的希腊都存在着地方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倾向。[38]

  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是最适合古代希腊的,恒是部落仇外、以邻为壑。如果不是中古与近代之间,被卷入“中西会通、近代转型”的大潮之中,希腊永远不会有民族国家的,遑论文明?进而言之,若非中国智慧及其成果的对世界发生作用,欧洲人不可能凭借己力克服“画地为牢、神权禁锢”的窘况的;同样,近代希腊也是在“中学西被”的大环境下超越其自然地理的障碍,到1840年代左右终于有了“文明国家”和统一语言文字的。

  不和谐的古代希腊只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冲突的牺牲品,因而不可能产生任何科技、思想和文明的。

  唐纳德·休斯指出:“环境耗丧的证据足已解释整个地中海盆地与近东的古文明的毁灭。这个结论似乎说明,自然环境与文明进程的关联是不可逃脱的。”[39] 我想说的是,地中海—近东地区的生态脆弱与其古代族群之不和谐所致厄运,这是事实。然而这里是否曾有“文明”?

  另一方面,多数环境历史学家都把现代世界的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希腊思想”,[40] 并且认为希腊和罗马是人与自然冲突的悲剧的“杰作”。[41] 在我看来,这是“悖论”。如前所述,西方的“与自然作斗争”知识系统(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包括基督教的相关思想)[42] ,只能驰骋于近现代的“全球循环”之中,而不能通行于先前的、需要“和谐文化调节平衡”的地区环境之中(所以中世纪基督教以“神权禁锢、窒息人智”来确保族群幸存)。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希腊智慧、古典文明”是不可能存在于历史时空的。

  天人及族群皆严峻对抗,其所致破坏性的“负能量”极大,它使社会滞溺于部落冲突的“自然状态”——“战争总是在城邦之间进行,从不和解。”[43] “在古希腊世界,战争构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4] 这难道还存在稳定生活环境,来培育“与自然作斗争”的知识系统吗?何等荒谬!关于古希腊社会的内部外部冲突及其对于文明、文化的否定,乔治·詹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所谓的“希腊哲学”,是和希腊人及其生活状况格格不入的。“希腊哲学”的时期恰是内外战争,从而不适合产生他们的哲学家。历史表明,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这段时期,希腊人是其内部分裂的牺牲品,同时,他们又生活在外部入侵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是互相厮杀,就是与波斯人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即:哲学思想的产生必需一个免于动荡与战乱的环境。通常所说的希腊哲学繁荣的阶段(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全无和平与安宁,哪来产生学术的条件!否定希腊哲学的缘起和发展的,不仅是频繁内战和持续外患,而且最坏的,是雅典暴民政治的灭绝行径。……正如这段希腊引文所写:“虽然自然灾害困扰人类,但外患与内讧则加剧我们自身的厄运;有些人冤死在他们的城邦,另一些人携其妻儿流亡,现代人因饥饿而自相残杀……。”[45]

  真正的古希腊是半原始、无文字、极贫困、频战乱的氏族部落社会。直到1830年代被欧洲中心主义“注入文化”之前,希腊始终滞留于史前状态——前文明、前文字、前民族国家的“自然状态”(借用霍布斯语)。

  古代的地中海的冲突是很强烈、很残酷的,希腊的国土尤为贫瘠;因而不可能支持一个可观规模的人口与相对稳定的社会,遑论发展与文明!(请读 诸玄识:《地中海的历史,人类自毁的“实验室”》)。

  整个西方都是如此。1492年前后有着天壤之别!近现代是“全球循环”,地球财富、资源向西方倾注,所以它能够“暴富”。历史上的文明应该主要是在相对丰饶的“季风亚洲”。中华文明(文化与科技)透过西洋“联通世界”(欧洲是地球生物圈“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是通往彼岸大陆的捷径)。近现代西方乘着“天时地利”而成了“文明的暴发户”,就来认祖归宗,编造谱系。史蒂芬?丹佛指出:“作为独特文化的古典希腊文明的图像,是一个19世纪的伪造。”[46]

  再看古希腊,由于山多地狭,部落林立,方言闭塞,战斗与破坏皆为常情。一个面积不大的地方,因其适合耕土地极少、又很贫瘠,只能够承载微小的人口规模;又由于地形崎岖,而形成数百个“以邻为壑”的族群,每个族群仅有5000左右的人,[47] 内外频繁战争(人口稍有增加,就会出现生存危机);这种情况,冲突压倒一切,怎能不是在(前文明的)“自然状态”中恶性循环呢?!

  希腊,与整个欧洲一样,在其分享中国“四大发明”之前,不可能形成统一的语言文字、民族国家和市场网络。

  Ⅰ.被理想化的原始社会。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称:“古希腊是……原始社会的理想类型。”[48]

  Ⅱ.古希腊是“前文明、前国家”的部落社会。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托马斯·海因·尼尔森社会人类学家把希腊城邦定性为“非国家的部落社会”。[49] 美国学者埃里克?沃格林说:“希腊城邦是牢固地基于部落氏族。”[50]

  Ⅲ.古希腊经济。两位历史学家、教授沙伊德尔(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雷敦(德国弗莱堡大学)两位教授指出:“古希腊的经济线] 两位丹麦学者、经济史家伊萨格和斯伽兹戈尔德说:“希腊农业在城邦国家阶段是相当原始的。”[52]

  Ⅳ.古希腊是“前文字”的。古典学家乔治·亚历山大·肯尼迪认为:“古希腊依靠口语表达,……口语交流实际上贯穿着整个古典阶段。”[53]

  Ⅴ.古希腊社会属于战争部落。法国历史学家查尔斯?罗林说:“希腊人——尤其是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始终是好战的。”[54] 许多历史学家共识:“在古希腊世界,战争构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5]

  Ⅵ.古希腊是反智主义的愚昧。古典学家、美国戴维逊学院教授皮特·阿仁斯道夫说:“古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普遍而长期地迫害学者。”[56]

  Ⅶ.古希腊不可能有“智慧”(科学与哲学)。历史学家乔治·詹姆斯说:古希腊的好战、频繁人祸、极度贫困和群氓迫害的情势,根本否定了产生任何学术的可能性。[57]

  西方文明的“希腊源头”和有关它的文献与文物都是被伪造的。[58]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是被杜撰出来的。[59]

  质言之,所谓的“希腊科学、希腊哲学”都是“近代现象”,属于近现代西方的知识系统,它们都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的。然而,仅在华夏(文化与科技)透过西洋“联通世界”(1492年)之后,它们“以空间换时间”驰骋于偌大的生物圈之中,在“繁荣→毁灭”(基督教“创世→末日”)的前一段发挥“正能量”。[60] 但无论如何,希腊—西方知识系统不能单独存在于1492年之前的“国土环境”之中,否则便是直接的“自毁家园、自取灭亡”(所以基督教禁锢人性人智);而其雏形,只能存在于华夏智慧的框架之下,被培育、监护和驾驭。因此,欧美及现代文明的源流“在东不在西”(请读 诸玄识:《文明突变”:华夏派生欧美——历史的尽头》)。

  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以“中国热”为内容的——实际上是中国在非宗教或俗世性(人文民本)的方面,“启蒙欧洲”。为了抵牾法国的中心地位(巴黎是文化中心),德国思想家一反莱布尼茨以来的亲华传统,开始树立希腊,挖掘西方自身的“文化源流”。不久,随着法国的“革命与战争”的陷入低潮(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的失败),尤其是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及其波及欧洲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进军(包括鸦片战争),德国的“希腊主义”(古典主义)完全取代了已经冷却的“中国热”,而成为应运而生的泛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的原旨。

  1830年代,德国的(巴伐利亚)奥托王子在欧洲列强的安排下,“入主”希腊,开始了“欧洲中心论”的重大实践——用“古典文化”来激活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度(雅典仅有1万人口,全然像是贫民窟)。尽管当时的西方人知道此时的希腊人并非“原种”。即德国学者雅克比·菲利普·弗勒马瑞耶(Jakob Philipp Fallmerayer, 1790—1861年)说:“现在的希腊人不是古希腊人的后代,而是在中世纪移民而来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61] 然而实际上,古希腊人和中世纪的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都是很原始的;在透过阿拉伯征服和蒙古征服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前,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是不用文字的部落社会。

  奥托统治希腊的最大功绩就是推行了希腊语(Katharevousa),它是基于古代的“共通语”(Koine);后者说是古代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泛希腊语”,实际上是曾是犹太—基督教徒的使用的语言。[62] 而与希腊地区的族群没有关系。(请读《新约圣经原文不是希伯来文,是希腊文》)。《圣经·新约》是中世纪伪造的,[63] 犹太—基督教曾使用“希腊文”(与拉丁文同时和之前)。

  在奥托推行希腊语(1830年代)之前,希腊人使用各种方言(号称“民间通俗语”Demotic.实际上是各地方言,不能联通);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绝大多数都是文盲,也从来不使用书面文字。

  “‘希腊化’(Hellenistic)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于1840年左右在柏林大学构思出来的。这是一个比较近代的概念。他把许多分散和不一致材料融为一体,进行编造和杜撰……。”[64] 进而,希腊语(Greek/ Katharevousa)和“希腊文化”(Hellenism)概念,都是在1830—40年代虚构出来的。德罗伊森是“希腊化时代”概念的创立者,正是这位德国历史学家,于19世纪30年代、在奥拓王子的请求下,大胆虚构出了“古希腊”的概念。详述如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1833 年发生了什么?雅典及其周围地区在法国和英国的帮助下成功地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确切的说,……希腊独立乃欧洲列强之“赠予”,这仅是因为它们需要这样的战略位置,来打通被土耳其人控制的地中海。众所周知,别人给你独立,别人就可以统治你。于是……这个新独立的国家迎来了一位日耳曼统治者,奥托王子成为希腊国王(奥托一世)。

  奥托热爱这项工作。他关注如何治理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称其为“民族汤”(ethnic soup);他的工作重心放在雅典,该城以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为主。奥托邀请……27岁的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后者先由学生转为编外历史教员,又被奥托任命为不拿工资的教授。……他被请来为雅典和希腊各族创造“新的历史”。

  奥托让德罗伊森在语言方面给他一些思路,如何使各民族免于彼此火拼。德罗伊森起初建议可用当时大多数雅典人所操的阿尔巴尼亚语,作为希腊的核心语言……。奥托不同意……。德罗伊森发挥其聪明才智,提出以久已失传的阿提喀方言(koine。实际上是犹太—基督教曾使用的语言——引者)为主的希腊共通语。……奥托欣然接受德罗伊森的这个创意。……这个“共通语”第一次被作为知识语言推广开来,学校被要求采用,尽管老人不接受它。……奥托王子就称其为“希腊语”(Greek/ Katharevousa)。

  ……德罗伊森进一步帮助奥托来调和希腊的“民族汤”,而使“希腊文化”(希腊古典文化,Hellenism)这个词语诞生出来。……也就是说,是在1836年,Hellenism(希腊文化。音译:“海伦主义”)这个词被杜撰出来……!就这样,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从一个失败的历史学家那儿,获得了她的名称“希腊”(Hellas),进而“希腊共和国”(Hellenic Republic)……。[65]

  在希腊,基于“古典”的希腊语(Katharevusa)在19世纪三十年代被创造和普及。直到1970年代,新语言的支持者(Katharevusa)和原生方言的支持者(Demotic,民间方言,已经文字化、民族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后者取胜。[66] 即:最终于1976年,将以民间通俗语(Demotic)为基础的希腊语(属于中世纪部落方言),正式确立为希腊的官方语言。这就是说,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的“包装希腊”——其主要内容之一是,把一种被称为(古典)“希腊语”强加于希腊人,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

  此书资料丰富,考据翔实,堪称力作,可比拟清代阎若璩之《尚书古文疏证》[阎氏考证确证《古文尚书》乃是后世之伪作]。此书基本论据颠扑不破——基本可以确证西方近代史学所描绘之古希腊历史皆为伪史。特予郑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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