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反思四大文明古国说:勿将今日观念投射于古代

  提起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孙隆基,内地读者会马上想起《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自2011年出版以来,已被无数次翻印,至今畅销不衰。

  其实,除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孙隆基先生的《历史学家的经线》亦在严肃读者群中颇有口碑,今年,三辉图书和中信出版社联手,不仅再版了孙先生这两部代表作,且推出了先生着力最多的《新世界史》(目前刚出卷一),堪称是历史爱好者的一次盛宴。

  值此机会,孙隆基先生再访京城,使读者们亦有幸能亲聆大师教诲,而孙先生对于“四大文明古国”的思辨,尤其引人深思。

  讲到文明起源时,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对文明古国提出了一些定义。比如,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阶段,至少要有几个阶段,如:农耕和畜牧,使用陶轮制造陶器等,还有冶金以及文字的发明。到后来,就有大规模的灌溉农业,主要在大河流域。但这种说法到现在,已有大半个世纪了。

  根据这种说法,我们很容易得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而这些古国的文明之所以能率先萌芽,与四条大河息息相关。

  但20世纪中期已有人指出,农业的发明不在大河流域,最早发展出农牧业的是环绕两河流域的山侧地带,今天我们种植的许多种作物和驯养的许多种动物,其野生祖宗都出在这里。甚至连埃及都没能独立发展出农牧业,因为没有山侧地带,地理条件不允许。

  农牧起源地不在大河流域,是在山地。这从美洲也能得到证明,北美洲最吸引人居住的地方是密西西比流域,它条件比伊拉克的两河、比埃及好得多,但是文明偏偏不发生在那个地方。

  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带可能不是黄河流域,而是江汉流域。江汉是小河道交错的地方,不是一条大河流域,应该是产米区。

  柴尔德那种解释文明起源的模式,显然是受了英国推广工业革命模式的影响,英国工业革命是从一个中心向其他地区蔓延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古代文明也是这么推广的。

  很明显,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埃及与印度,并不是发明农牧业的地方,其农牧文明是二手的,只有两河地区和中国,才是发明了农牧业的地方,中国有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黄河地区的先民独立驯植出小米,而大米的种植,也是中国最早。

  虽然埃及并非发明农牧业的地方,但它地位可能更崇高,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古代近东最早的新石器文明,此外,北阿拉伯的游牧文化也受到尼罗河一个绿洲的文明影响。可以说,埃及堪称是农牧业的外祖母。

  如果我们接受全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目前为止考古的证据是非洲,将来可能会被推翻,现在中国国内不少学者不太信服这一点),则人类走出非洲主要的通道就是尼罗河流域,尼罗河的功能有点像白令海峡,是人类进入新大陆的唯一通道,由此可见,埃及的地位应不止于四大文明古国。

  至于说到中国,今天农牧业文明的考古遗址都处在中国国境内,但古代是不是这种情形呢?古代长江和黄河根本是两回事儿。从江汉流域到华南这一带,如果它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地方,则它衍生的后果不一定是中国文明,也有可能是南岛语系和南亚语系的始祖。

  我们今天看古代文明,要突破民族国家的视角,如果用现在的国界来框线,我们就看不清楚很多东西。比如印度河流域古文明,大部分遗址在巴基斯坦境内,而巴基斯坦1948年才建国,为什么称为文明古国呢?所以说,我们需要打破民族国家的框线。

  今天我们说“中华文明”,这个词本身是语言的建构,里面可以填很多东西,每个人、每个学者,都倾向于将中国文明“本质化”,所谓“本质化”,是一个术语,意思是将某个名词当作那个东西的本身,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毛病。

  今天很多人觉得,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中心。其实,中心常常是前线,比如明代北京就一直是前线,以防止来自东北的外族入侵。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中原主义?而且这个中原主义深植于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这就是“黄土带的迷思”。因为中国人自身认同就有一个是“黄”,祖宗是黄帝,黄土带是仰韶文化的温床。1950年代、1960年代,一个留美学者叫何炳棣,写了一本书叫《东方文明的摇篮》,就是黄土迷失的一个典型表现,而且他是一个大学者,讲话很有权威性。

  何炳棣并没有脱离民国时期的认识视野,现在小学教科书、大学的读本,乃至考古学家都说中原文化是由仰韶、龙山来决定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大中心主义。

  之所以写《新世界史》,最初动机是想替历史系学生写一个入门的导论,后来越写越长,原来教科书只是一本,可我写完第一卷,古代阶段还没讲到。后来只好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也就不再是教科书了,如果你对世界史感兴趣,可以看我这本书。现代人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是四大文明古国、大河流域文明之类,但我不这么写。

  在书中,我提出了一些难题,比如罗马帝国是离开欧亚大草原最远的一个角落,为什么会第二个垮掉?古代有几个大帝国,秦汉、贵霜、波斯、萨珊、罗马,印度与波斯头顶上就是草原,中国是第一个垮掉的,而罗马帝国为什么第二个垮掉,那时匈奴已经内讧。

  当然我要解释,匈奴进入欧洲后组建的是哥特人大帝国,总部设在今天的匈牙利,那里的喀尔巴仟盆地牧草区的范围只有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4%,不可能建立起冒顿单于那样的匈奴大帝国,而且哥特民族是农耕民族,此外罗马帝国200年来持续被边患困扰。

  我这样讲世界史,是一种新的讲法,我是想将零碎的知识串联起来,你不要看匈奴不见了四百年,其实没有那回事儿,它是造成欧亚大陆文明和草原边境全线震动,它最后消失的地方反而是在中段,而不是东段。而且我指出,这跟罗马帝国结构比较脆弱无关,因为东罗马结构一直维持到哥伦布去发现新大陆的前夕。

  世界上宗教分成两个大系,一个是亚伯拉罕系,一个是法向系。印度宗教都是法向系,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都是亚伯拉罕系。在《新世界史》的第二卷,我讲到伊斯兰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进行科研的时代是希腊化时期,第二次则是在伊斯兰世界,所以涌现出很多大师,比如阿维新、法拉比等,这被称为“科学革命”,是西方科学革命前的一个高峰,因为它综合了印度的、中国的和希腊化时代的科学,这后来也刺激西方。

  一场是科学革命,一场是教义的革命,如果两场革命只能存活一个,结果存活的是后者。我也讲不出其中的道理,因为这个东西很复杂。我也要试图解释,但是没有很令人满意的答案。

  “四大文明古国说”究竟是怎么起源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很怀疑是不是民国初年编小学教科书的时候给编进去的,当然也不能这样说,我看英文的教科书中,也将第一代文明列成四个区。

  如果说我们形成了这种思想,那可能也是外来的。但是大概不会早于20世纪以前,因为古印度流域文明大概到20世纪初才开始真正的挖掘。再比如,当时讲到“四大文明古国”还是用巴比伦来代表两河,还没有推到苏美尔那么远。

  其实在中国,也有比较大的改变,1900年以后,我们发明出了一个祖宗,叫黄帝,而这个在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的作品当中,都还没怎么提到,只是到了1900年,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才想到应该推出一个象征人物来代表,就像日本神武天皇那样,或者像西方某些民族国家的祖宗那样。因为需要建构这样一位祖宗,所以才将历史推到五千年前,当时考古学家们也不太相信中国古代文明有五千年。

  要看到,民族国家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变成一个教条。19世纪有三种文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

  民族国家开始是一种颠覆封建王朝的力量,如果你是当权派,就要他,只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计划,里面完全肯定民族自觉,这是民族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今天我们看古史,是不是也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投射回古代呢?可事实上,古代所有帝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很少是单一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理想,这种理想当然也制造了悲剧,比如不是本民族的人,最好是迁走或者是消灭,结果带来许多悲剧。犹太人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也没有祖国,所以大家都要杀他。

  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及斯坦福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堪萨斯大学、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和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等,著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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